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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冲突与重构

——以新刑诉法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为视角

作者:郭祚辉、晏耀如  发布时间:2016-01-11 16:57:18


引  言

    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的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为一项缓解现代社会不断上涨的诉讼压力以及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具有相当的法理基础,既契合现代社会刑罚理念由报应刑到目的刑的转变,又符合刑事司法从能动型向回应型的转换。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在教育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司法道路上取得的宝贵成果。但是,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条件和程序,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一、价值趋向的转移—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现实考察

    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之前,我国不起诉的类型只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2000年的时候,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作出尝试,对2名初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决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为5个月。该案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了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争议。 此后,上海、山东等地的检察机关开始将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一项富有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制度予以引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地方检察机关得到自发式的推广。虽然由于法律依据的缺失,该制度的合法身份一直存在争议,但该制度却走出了一条以司法实践和现实需要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路径。 

    应该说,该项制度契合内在法理,具有现实需求,是一项科学的制度。但之后几年,该制度并没有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认可和支持,师出无名,缺乏法律依据成为该制度的硬伤。 但是,我国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通过立法确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271、272、273条正式写入该制度,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考验期限、被告人应遵守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等。从此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有了法律“名分”,也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但是实践中,该制度也暴露出社会参与度不足、适用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法院的监督和约束作用等不足。

二、他山之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比较法视野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刑诉法中的确立,源于多年来理论和实务经验的结合。其实,在不少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该制度的立法和实践已日臻成熟。因此,总结域外地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予以借鉴和参考,对完善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大有裨益。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 a项规定在某一案件符合下列条件:1.得到审理法院和被告人双重许可;2.被告人履行一定附加义务,则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案件不提起公诉。美国检察官对刑事案件可以采取延迟起诉方式,如果被告人在特定时间内履行特定义务(通常是辩护人协助其接受积极辅导或者治疗 ),则对他的刑事指控将会被撤销。澳门刑事诉讼法第263条规定了缓诉制度,其适用于3年以下刑度的轻微犯罪,并且嫌犯必须无前科记录,同时需得到嫌犯、辅助人及被害人同意。台湾的缓起诉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 253—1 条 ,其适用并不分犯罪性质轻重,只要检察官参酌“刑法”第 57条所列款项以及公共利益因素,“认为以缓起诉为适当者,得定……为缓诉处分,其期间自缓起诉处分确定之日起算 。”  

    从域外立法例来看,附条件不起诉(或称缓起诉等)在犯罪种类上并无特别限制,广泛适用于成年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凡属于轻微犯罪或轻罪,或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无起诉至法院审判必要者,不管罪名性质如何,检察官都可以附条件不起诉。

三、迷惑与悖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践困境解读

    在肯定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在实践演变中发挥作用与产生效果的同时,有一点我们不能回避: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客观上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对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提炼和整合,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条件不够详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从该条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范围为刑法分则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刑罚要求是可能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可能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常见犯罪有9种,分别是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诈骗罪,抢夺罪,职务侵占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而法定最高刑为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只有第252条规定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和第322条规定的偷越国(边)境罪,但交通肇事、信用卡诈骗等多发轻微犯罪却被排除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外,因此实践中从法定刑来看满足不起诉条件的案件较少。并且,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三类犯罪类型,法律并未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不利于公正评估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二)考察条件欠缺针对性。刑诉法对不起诉所附条件的考察内容基本上是以一种行政性命令口吻规定的,与缓刑、管制、假释制度的行为约束一样,考察的内容无本质性区别,针对性不强,其规定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身心特点。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背景、犯罪原因各不相同,检察机关在附条件不起诉时设置的考察条件,应当具有针对性,对症下药,直观详实,易于考察测评,不宜过于宽泛。但在司法实践中,考察条件却往往欠缺针对性,这主要表现为:首先,设置附条件不起诉考察条件时,不管案情和涉案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对一切案件都照搬法条,要求嫌疑人遵守法律,不许进入某特定场所,定期报告,接受矫治或教育等,这样的条件没有针对性,对于犯罪原因特殊的未成年人达不到帮助、教育的良好效果。其次,过多地设置一些不必要的条件,加重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负担。如要求那些不存在心理障碍的未成年人定期接受心理辅导,几次下来,未成年人反而容易产生心理焦虑和情绪反感,也浪费了司法资源。 

   (三)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如何启动。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果在考验期内实施新的犯罪、发现漏罪、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考察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起公诉。然而,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应该适用何种程序,《刑事诉讼法》并未予以明确。如对该类案件适用与普通公诉案件相同的诉讼程序,那么案件从考验期到法院审判将经历较长时间,容易造成诉讼拖延,同时也浪费了一定的司法资源,有违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节约司法成本的价值目标,亦与司法程序的效率原则相违背。因此,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程序如何启动,法律或司法解释应予以科学设置。

   (四)控方裁量权缺乏有效制约。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一定的裁量自由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但对于这种权力,新刑诉法也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事后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可以申请 复议、提请复核,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诉或直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但是上述规定更多的是事后的救济而不是前置性的制约,实际上,检方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的界定仍然模糊。一方面,附条件不起诉的有些条文表述过于笼统,不够明确,为裁量权的恣意行使留下了空间。例如,“有悔罪表现”作为不起诉的附加条件之一,具体内容却缺乏明确规定。另一方面,附条件不起诉只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涉及到刑罚的裁量问题,而量刑工作并不是人民检察院的专长,检察机关只是根据量刑操作规范出具量刑建议,由此进行的刑期判断可能会增强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的不可控性 。因此,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缺乏有效的控制,有被滥用的潜在危险。

四、规范与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具体构建

   (一)细化适用条件扩大适用范围。应充分发挥少年司法制度的引领和触发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当然,也必须注意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也不能无限放大,因为如果将这种带有较强刑罚目的主义的制度过度推广的话,很容易导致起诉便宜主义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之间(或者说法院和检察机关之间)更加尖锐的对立,也容易导致刑罚报应主义和刑罚目的主义更加激烈的对垒(或者说受害人的具体利益和整个社会宏观利益的对垒)。 但是,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本着贯彻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的方针,细化适用条件和扩大适用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细化适用条件是指增加各项条件评估标准,以便于细致、深入、多面考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要求。扩大适用范围则在于使更多真诚悔罪、具有挽救必要的未成年人获得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增强该制度的可操作性和设立效果。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经常犯、容易犯的轻微过失犯罪,应该取消涉嫌罪名的限制。同时适用范围应扩大为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为学界和实务界通常把3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轻罪和重罪的界限。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量刑,以让检察机关根据法定刑期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准确判断可能判处的刑罚,从而保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公正公平。

   (二)有针对性的设置考察内容。《刑事诉讼法》第27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和规矩。《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97条、第498条对此作了相应的补充规定,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刑诉法》第 272条“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的笼统规定。然而要达到良好的矫正效果,必须有针对性的制定较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因为“罪犯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医治的道德病人,我们必须对不同的疾病适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由于导致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多方面的因素,加之犯罪嫌疑人个体因素差异较大,因此所附条件不能千篇一律,应当在满足普遍性的基础上,因时因地的针对个案情况设置一定的个性化条件,才能真正起到治疗效果。 故所设置的不起诉条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并使之区别于一般的缓刑、管制、假释制度的约束规定。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和尝试,起草制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细则》,由当地区检察院、公安局、团委、妇联共同成立帮教委员会,选任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等对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工作,内容包括心理辅导,道德和法制教育,社区公益劳动等。考察机关每月通过走访、谈心等多种途经了解核实考察对象在考验期间的表现,并形成考察报告,提交帮教委员会讨论通过,作为最终处理的依据。这些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的经验值得借鉴并推广。

   (三)简化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程序。对于撤销不起诉决定,转而提起公诉的案件,如果适用普通公诉案件的程序,容易造成诉讼拖延,并违背司法程序的效率原则。故对于该类案件,适用程序应当做出特别规定,以区别于普通公诉案件的程序。其实,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前提条件之一,应当是犯罪嫌疑人认罪,因此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应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并签署书面文件,文件中列明犯罪情节、触犯的法律条款、法律后果、所附条件以及未能遵守条件的后果。一旦犯罪嫌疑人出现未能遵守条件的情形,则可依据该书面文件及相关证据材料,迅速启动公诉程序。此观点对于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公诉启动程序的设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加入法院和法官的制约因素。对于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上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确立由公安机关制约检察院的机制,并无太大必要。因为在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机关凌驾于检察机关之上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发生,故对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外部制约,主要应采取法院介入的方式,如采取预审法官的事先制约,或者借鉴台湾地区的“交付审判”这样的事后制约。 我国诉讼程序是一种流水线式的诉讼构造,即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以后,当前主办机关检察院仍受上一主办机关公安局的制约,而享有终决权的下一阶段主办机关人民法院却丝毫不能干预,流程设计颇为怪异。这虽然也体现了“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的原则,但有以行政权干预司法权之嫌,从法理上说,监督制约权责,只宜由作为中立方的审判机关来行使才具有正当性。

    因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只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参与,还只是停留在控方主导层面上,不能很好地体现诉讼性特征。另外,如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有失公正,最终还是要交由法院进行裁决,从这个角度上说,法院基于审判者立场事先介入起诉环节也是为了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因此在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应该加入法院的制约因素。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不仅要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还要听取可能审理该案件的法院的意见。一方面,这是对司法最终裁决原则一定程度上的靠近,或者说是一种折衷。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检察官一般被认为是刑事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而法官则属于中立者和裁判者,其法律职位特性以及法官素质可以保证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进行有效的过滤和监督,从而更为符合诉讼规律。

五、结语

    培根说: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待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和司法保护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司法举措,附条件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法律的生命就在于经验”,任何一项成熟和完善的制度都必然建立在反复地实践和“试错”基础之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非但没有削弱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合理性,反而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促进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加的成熟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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